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，当前，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，正从试验探索迈向价值创造阶段，引发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深刻变革，但仍存在对人工智能作用认识不一致、供需对接不畅、应用落地存在“最后一公里”障碍等突出问题，亟须加强战略引导和统筹指导，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、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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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意见》提出，到2027年，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，新一代智能终端、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%，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，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，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。到2030年，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，新一代智能终端、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%，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，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。到2035年，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，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。

《意见》围绕行业应用需求和基础能力供给协同推进，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。其中，《意见》以行业应用需求为牵引，统筹国内和国际，提出开展“人工智能+”6大行动。

具体来看，一是“人工智能+”科学技术，加速科学发现进程，驱动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和效能提升，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。二是“人工智能+”产业发展，培育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，推进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，加快农业数智化转型升级，创新服务业发展新模式。三是“人工智能+”消费提质，拓展服务消费新场景，培育产品消费新业态。四是“人工智能+”民生福祉，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，推行更富成效的学习方式，打造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。五是“人工智能+”治理能力，开创社会治理人机共生新图景，打造安全治理多元共治新格局，共绘美丽中国生态治理新画卷。六是“人工智能+”全球合作，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，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。

“《意见》提到的六大领域都是人工智能应用重点关注的，其中，居民消费和工业有望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，从产品形态来看，前者主要以人工智能信息服务为主，后者主要以工业智能机器人为主。”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所长蒲松涛说。

部署6大行动的同时，《意见》还提出强化8项基础支撑能力，包括提升模型基础能力、加强数据供给创新、强化智能算力统筹、优化应用发展环境、促进开源生态繁荣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、强化政策法规保障、提升安全能力水平等。

其中，包括“以应用为导向，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”“支持人工智能芯片攻坚创新与使能软件生态培育，加快超大规模智算集群技术突破和工程落地”“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，搭建行业应用共性平台”“推动软件信息服务企业智能化转型，重构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”等具体举措。
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深入推进，有望给产业链上下游多环节带来利好。

蒲松涛表示，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重点利好与人工智能应用强相关的三类产业链环节：一是算力相关环节，包括人工智能芯片、服务器、算力服务中心等；二是数据相关环节，包括数据标注、数据清洗处理、数据仓库等；三是算法相关环节，包括人工智能软件、人工智能算法优化服务等。

“诸多关联产业环节也构成利好，如在人工智能信息服务方面，利好人工智能内容创作、人工智能教育服务、人工智能娱乐服务等；在智能机器人方面，利好机器人相关传感器、核心零部件、生产代工等。”蒲松涛说。

当前，我国涌现出了一批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标志性成果，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壮大，企业发展活力不断释放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，我国人工智能上市企业超过300家，其人工智能的相关收入占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总体规模的七成左右。人工智能独角兽的创新领域广泛分布，目前排名前五的包括大模型、自动驾驶、智能机器人、商业智能应用、智算芯片等。

记者了解到，下一步，为营造良好应用环境，我国将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、制度政策、应用规范、伦理规则，加大人工智能领域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，完善应用试错容错管理制度，推动重点场景“敢开放”“真开放”。推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强化示范引领作用，通过开放场景等支持技术落地。在促进产业生态发展方面，将推动产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，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，打造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，大力发展智能原生技术、产品和服务体系，培育智能原生企业。同时，防范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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